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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2年3月,马列著作翻译家、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王实味,在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———《解放日报》文艺副刊上,发表了杂文《野百合花》,文章在回忆了他在北大的女同学李芬,回湖南邵阳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壮烈牺牲的情景后说:“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从李芬同志的影子汲取力量。”接着,分四个部分,对他感到不满的现象边述边议,提出批评。因为这篇文章以及他的的另一篇同样是揭露延安边区黑暗的文章《政治家、艺术家》,他被批斗并最终由康生定性为托派、国民党特务而遭逮捕,并于1947年转移途中被“处理”――处决,终年41岁。直到1990年12月,在其妻子的奔走呼吁下,王实味才得以平凡昭雪。一位研究马列的学者,最终被马列主义武装的人民军队镇压了,怎么看都有些滑稽。然而历史就是这样无情,它用事实说话告诉人们,什么时候都不能仅靠幻想、靠直觉、靠理想生活。
  我是无意中刚刚读到《野百合花》的。这篇文章给我的感觉就是揭露的无情以及表达的直率。在写作上则是暗讽讥讽手法并用。他说回忆先烈的心境与“歌啭玉堂春、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”不太和谐,对中央机关领导们在业余时间活动的场景进行讥讽;他说我们生活里缺少真正的人与人的关心和阶级友爱,领导们自私,“天下乌鸦一般黑”;他说对于满腔热情来延安的青年面对延安的“丑恶和冷淡”有碰壁的感觉,要引起重视而不是回避;他说不能认为存在黑暗是正常的“必然性”、“天塌不下来”、都是些“小事情”而忽视,小事情忽视了有可能就会天塌下来;对于延安存在的“衣分三色、食分五等”现象也提出了质疑,认为有些人的享受是不合理的。等等。这一切,从今天的角度看,用不带色彩或环境的眼光看,他完全是用赤诚的心,在恨铁不成钢的心态下,用最猛烈的文字的刀剌来挑开革命队伍身上的脓包,想让党的事业在克服种种缺点错误后有一个大的飞跃,想让边区成为一个更干净的地方,想营造让大家都更舒心的革命生存环境。他的初衷完全是认为“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,因为黑暗消灭,光明自然增长。”然而,历史与这位聪明而幼稚的知识分子开了个大玩笑。他的出发点与文章发表的后果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。
  首先,他的作品在当时,造成不少青年思想混乱,在延安形成了一种不和谐的共鸣,认为延安的政治生活生态并不美好。二是被国民党所利用,成为揭露共产党边区政府“黑暗”与混乱的论据。
  在抗日战争正在经历相持的战争环境下,在延安成为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成为中国新希望的所在的时候,在那种特别需要团结奋斗的大局下,抛开政治立场,抛开康生之流动辄举起的大帽子大棍子,王实味用自己的观察,站在自己的认识上,用个人认为是帮助革命的方式,发表的文章,缺陷还是明显的。譬如以偏盖全。他把一些个别现象看成是普遍问题,把一些个别人的牢骚怪话当作是大问题。比如对领导同志业余时间听京戏、个别干部作风不好都作为大问题来谈论。上纲上线。从本质上说,他是有左的思想根源的。他想纯而又纯,容不得任何问题。譬如用语不当。在革命队伍整体处于团结向上氛围的时候,他把一些情况说成是“天下乌鸦一般黑”,说等级问题是“干部服小厨房”阶层,还说真正关心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,“事事只顾自己特殊化,对下边的同志差不多漠不关心”,等等。如果作为情况反映,这些问题是可以这样写的,但作为公开发表的文章,当然要考虑社会影响和后果。但他似乎并没有想到,文章会有比文字本身还要大的放射和扩散效应。就是用今天的认识来看,他的文章虽然有很强的史料价值,但也不能说是能起到很好教育引导作用的。大家看了文章,确实有一种延安不可爱,共产党问题太多,不值得去追求的感觉。试想,在那个时代环境下,他怎么可能逃过被斗争清理的命运?
  从王实味文字里可以知道,他的野百合花虽然有很好的药用价值,虽然是山间最美的花,但正因为最美和其苦味,才容易被抛弃和凋谢。好花不常开,难道他的野百合花能逃避么!
  即使他在延安时期没有被逮捕在解放战争期间能活下来,他也逃不过反右斗争。大鸣大放的时候,他不可能沉默,他还会向党建言,还会揭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与问题。彭老总不就是因为万言书替民喊话,而被罢官了么?多少比王实味更有资历、更老诚持重的知识分子不都成了右派而被打倒了么!假若他还能逃过1958年,那么十年浩劫他说什么也不过来。在那个失去了人性的年代,没事的人都会被找出问题来,何况他这个问题篓子,说话不管别人能否接受,得罪人很多的人,被揪斗被关押被拳脚相加不可避免。连老帅们都被斗争,连国家主席都被逼整死,何况他,还曾经在国民党机构干过几个月,在延安时期写过被国民党利用的文章,一贯认为党的领导还不够纯洁坚定的“意见制造者”。那么,把时空倒退回去,王实味会怎么样呢?如果在殷纣王时候,他会被捣成肉酱,连纣王的叔父比干不也因为谏言国政而被剖心取肝了么?如果在秦帝时期,他会被“五马分尸”。要知道连一生都献给国家大业的李斯都没有逃过被“车裂”的下场。如果在清朝时代,他若不是因“清风不识字,何必乱翻书”之类的“文字狱”打下天牢,等候秋后问斩、诛连九族;就是会在戊戌变法的风潮中被枭首示众,以警天下。
  王实味之死,连同他的野百合花必然凋谢,是时代的悲剧,也是他个性的悲剧。倘若他生于改革开放的新时代,虽然他的文章可能会引起争议,被禁被查,但尚不至于造成性命之虞。在过去的时代里,这样的性情这样的文字,要想让大家平稳接受,实在有些勉为其难。对于他的文字文风,我是能够理解一个大体,也深知他爱(对党对国家之爱)之切而恨(对种种弊病各种违背党的宗旨的现象之恨)之深的心态的。然而,我从自己工作经历中,也越来越深地知道,社会生活全然不是按我们的理想进行的。任何倾心地想把工作做好的想法作为说法,都不一定会给你带来你想象中的那种赞赏的。而在这个社会中长盛不衰的人,却往往是那些钻营投机者。
  这些也许是王实味同志,一个研究马列主义的虔诚的党的儿子,到死也没有明白的事。虽然如此,我还是要向这位革命先烈表达深深的哀悼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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